政府少操心市场的事

政府少操心市场的事 更新时间：2010-10-17 7:55:20 　　十七届五中全会于10月15日开幕，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二五”规划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方向，那么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点、难点何在？有何解决措施？记者就此问题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王东京。　　居民收入增长是关键　　如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就是空话。　　《中国经营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了很多年，你觉得“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东京：中国改革开放30年里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对外依存度大概有60%，但如今国际环境已不允许我们继续这样了。两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1998年，周边国家的货币贬值导致中国出口受到影响。而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涨价，加上美国老百姓在金融危机后增加存款，居民储蓄达到7%，中国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今年年初，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要做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所以美国肯定要压缩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转型的要点就是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方针，如果说过去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带动的，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央强调要把消费作为重点，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同带动。　　《中国经营报》：那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　　王东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如何落实。一个是要靠自主创新。创新是民族的灵魂，如果我们在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上不领先，经济方面的竞争肯定比不过别人。第二，由出口导向向扩大内需转向，关键在于扩大国内的消费。但是消费不是政府决定、也不是领导和文件决定的。老百姓要消费得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消费，二是敢消费。具体来说就是，工资水平要提高，社会保障系统是完善的，若对未来收入没有稳定预期，那老百姓就不敢消费。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政府再强调扩大内需也没有用。　　启动国内的消费归根结底就是如何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问题。我认为，如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就是空话。　　中国城乡居民储蓄率达20%，也就是说中国人挣100元钱，有20元进入了银行。储蓄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安全感。关于提高老百姓的收入，中央在十七大报告里明确提出，要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国民收入分配要开始向个人倾斜。另外还提到，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也即要增加城乡个人收入，而且企业的初次分配要向职工倾斜。　　减税还账　　职工要加薪，企业要盈利，两全之策是政府要适度减税。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的增加城乡个人收入以及初次分配向职工倾斜，应该如何实现？　　王东京：城市有两类人，一类是公务员，他们的工资在财政计划内，另一类是企业职工，他们由企业老板发工资。而农民的工资既不是政府发也不是企业发。因此，光增加公务员的工资显然是不行的。中国有8亿农民，消费潜力最大的就是农村。当下的困难是，企业产品再多也不会白送人，而农民囊中羞涩，让他们拿什么消费？可见，要扩大农民消费，归根到底得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应做足城镇化的文章。目前农民人均耕地两亩，若分散经营种什么也富不了。因此，农民要大幅增收只能靠规模经营。一个农民种两亩地不能富，若种20亩就可年收1万元。问题是，规模经营会使农村劳力剩余，若城镇化不发展，农业劳力转移不出，规模经营无从举步。可见，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推进城镇化，以城带乡。　　其实中央也出台了很多惠农政策，比如家电下乡政策就是直接指向农民消费。但是这一政策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城市工业来讲，家电是过剩的，但是对于农民来讲，他们最需要的不是家电，还不如给他们一个购物卡，让农民自己决定消费什么。　　另外，如何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十七大提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目前有很多人抨击《劳工合同法》的最低工资标准。因为自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盈利大幅度减少，加上国际市场萎缩，国内提高工资的压力，很多企业就停产了。工资必须增长，但是企业成本上升而产品价格不涨，企业利润受挤压，这样不仅会挫伤投资者的热情，更严重的是那些微利企业可能会因此陷入绝境。目前学界的讨论，似乎总在工资与利润的分配比例上争论，其实，初次分配中还有一块，即税收。忽视了这一块，我们怕是难以找到答案。　　我认为职工要加薪，企业要盈利，两全之策是政府要适度减税。收入是个定数，此消彼长，政府若不让利，相持不下，这盘棋必成僵局。10 多年前，政府提出要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史地看，事出有因，没有错。但是，政府后来没有及时刹车，财政收入每年以高于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度增长。竭泽而渔，不仅挤占了企业利润，也挤占了工资，现在政府减税是对企业与职工的还账。　　减税虽会减少政府短期收入；但长期看，财政收入却会不降反增，因为调减税率，必能刺激人们创业，随着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加，税源拓宽，政府必能财源广进。　　《中国经营报》：工资上涨的幅度如何确定？很多人担心，工资一涨会加剧通货膨胀，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东京：中国很多人都很害怕物价增长。2007年，GDP增长11%，财政收入增长30%，而当时的CPI增长仅为1.6%，其实一点都不高，但是当时政府作出判断，“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导致通货膨胀，防止经济增长过快转向过热”，大家对通胀的问题看得太重，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收入增长太慢了。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的机制”。何谓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依我看，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要让职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即工资增长应与企业收入增长大致同步；二是要建立规避通胀损失的机制。比如将工资与通胀指数挂钩，物价涨，工资也跟着涨；将GDP的增长率与工资的增长率挂钩，只要做到这两个“挂钩”，职工收入则可稳步提高。另外只要央行控制住纸币的发行量，就不会有通胀的担忧。　　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大权独揽，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企业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政府不必过问。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可由政府主导吗？现有体制似乎不能避免这一点。　　王东京：推动经济转型，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如今是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企业。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企业的发展方式。企业不转，政府想转也转不成。困难在于，企业的目标往往不同于政府，甚至有时会与政府目标大相径庭。比如，政府追求资源节约、环境美好；而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只要能赚钱，能耗再高，企业都会不管不顾。怎么办？惯常的做法是政府干预，但这样做不仅行政成本高，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以能源为例。其实，能源短缺不一定是钢铁业发展过快，也可能是能源业发展过慢。若政府先入为主，用行政命令强行关闭钢铁企业。国企被关还好说，若是民企，投资损失谁弥补？还有，关谁不关谁若由政府定，大权独揽，寻租行为必屡禁不止。另外，能耗高低不要管，但排污标准一定要管。甚至可以说，企业能耗多少是企业的事，政府不必过问。只要把能源价格放开，企业节不节能，悉听尊便。如果能耗过高成本大增，收不抵支，它们自会考虑节能。但排污不同，它破坏了公共环境，增加了社会成本，所以政府一定要管住管好。　　我一贯的看法是，转变发展方式，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为的，是调节市场；不可为的是，点对点地干预企业。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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