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新闻网（特约记者张良波 保龄）值得庆幸，沙市洋码头上的打包厂近年已翻修一新，不管它今后有哪些规划和用途，我认为，它首先应该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因此，如果今后布展，不妨用它的实物和照片讲述它丰富的历史，包括工人的血泪史！

沙市打包厂有它辉煌的一面，但也有它泪目的一面。工人的血泪史始终伴随着打包厂的发展，如果能够穿越回去，见到的景象恐怕也是罄竹难书。30年前，曾有三位打包厂的退休工人讲述过解放前的“飞工”制度，听听他们的故事，你对打包厂就懂了一半。下面摘编唐士山、高德荣、阮贵莲过去的讲述文章《打包厂的“飞工”制度》。

棉花打包是一件季节性很强的活，每年的十月到第二年的二月是旺季，其他月份是淡季。根据当时打包厂的生产能力，在旺季需要五、六千人，淡季只要千把人。那时，沙市是一个只有五、六万人口的商业城镇，来沙市谋生的人很多，有的既不会做生意，又不会手艺，只有靠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

在我们这些退休工人中，不少人就是外地的，加上沙市本身的贫民，估计有一两万人。这些都是等米下锅的人，只要能活命，什么活都愿意干。记得当时打包厂只有一百多名技工和管理人员，其余的都是雇用的“飞工”。

所谓“飞工”，就是专门从事笨重体力劳动的临时性工人。这是打包厂的中外资本家根据当时沙市失业人数多、就业难的状况，而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用工制度。这种制度是做一天拿一天工钱，厂方不承担劳务上任何责任。打包厂开工以来，就是靠这种用工制度来榨取“飞工”血汗的。

（码头工人、聋哑画家李德明笔下的打包厂）

为了活命，数以千计做“飞工”的人，每天天不亮就往厂门口赶。这么多赶工的人，打包厂是容纳不下的，于是资本家想出这样一种办法：凭“飞子”（一种四寸来长、两寸来宽、上面烙有火印的竹牌）进厂干活。人们挤进厂后，男工拼命到巡捕手中抢“飞子”，女工和童工则赶快跑到车间抢筛子、篓子。抢到“飞子”、筛子、篓子就可干活，抢不到，今天的早床就算白起了。

（2014年拍摄的打包厂）

为了从这些便宜劳动力身上榨取更多的油水，中外资本家在“飞工”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大量使用童工和女工。童工和女工是便宜劳动力中最便宜的。八九岁、十一二岁的孩子用筛子端花，一人一天要端一千多斤，工钱只有大人的一半，女工主要在抖花部拍花（将花包里的棉花抖出来拍蓬松）、站筛子。以站筛子最苦，一把6尺来长、4尺来宽、四方形的篾筛子，供4名女工使用。一天到晚两手不住地拍打棉花，腰酸腿疼不说，长期接触灰尘、杂质后，长疮结芥，又痒又疼，而且女工的工钱只有男工的70%（男工一天只有三角钱）。

二是延长工时，增强劳动强度。资本家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扣紧生产上每一个环节。“飞工”进厂后，要手脚不停地干12小时的活，中途轮换吃饭，上厕所的时间也要限制。打包厂的房屋在当时的沙市虽然是第一流的，但设备却非常简陋，除了几台打包机和柴油机外，主要靠人工。如每包300多斤重的花包在堆转部四层楼上下，全凭人工扛上扛下，许多人累得吐血，伤手伤脚时有发生。

（打包后的花包堆在外运码头上）

三是吃空额。即提高劳动定额和减人不减活。如抬花部一班若定员100人，头佬只收70人，70人干100人的活，拿70人的工钱，另30人的工钱就为头佬所侵吞。许多工友即使进车间干了几小时活，也常被头佬以各种借口和“理由”中途赶走。这几小时，算是白干了。

（2014拍摄的打包厂北面照片）

四是早点抽头。“飞工”们的早点费，不管你吃不吃，已在工资中扣除了，钱发到各头佬手中，随便买点什么食物往人群中一倒了事，谁来查呢？

五是组织以黑帮头目和程荣杰为首的大小头佬巡捕共百来人的监工队伍来监督“飞工”。这些横行霸道的狗腿子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强迫“飞工”干活。打人、骂人，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连“飞工”上厕所也要管，谁的次数多一点，时间长一点，难听的脏话就来了，稍不留神，竹条子就抽到你的身上。可怜那些拉肚子的、怀孕小便多的女工，经常把大小便憋在裤子里。抖花部头佬骆寿喜发现樊有亮等五位工友上厕所时间长了点，先是一顿臭骂，接着罚五人跪在地下，互相碰脑壳，以此开心取乐。

在“飞工”制度下的“飞工”们有三苦：一是工作环境恶劣。车间里设备简陋、劳动强度大不说，而且无任何吸尘设备，连口罩也没有一个。工友们吐出来的涎水和鼻涕都是黑坨坨。很多人进车间后不习惯那恶浊的空气，先是发冷，接着头痛、恶心、发烧、四肢无力，被称为“花摆子”。如果不能适应，就得滚蛋。高得荣的姐姐虽然坚持下来了，但却得了干血痨，因无钱治疗，可怜18岁就离开了人间。

（经理办公楼）

二是生老病死无保障。资本家只管获取更多的利润，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从河北流落到沙市的任老五，进厂时身强力壮，几年过度的劳累，终于吐血病倒了。狠心的资本家见从他身上再榨不出油水，就一脚将他踢出大门。可怜无依无靠的任老五，不久就死在土地庙。当人们找到他时，他的眼珠已被老鼠吃掉了。

三是女工深受凌辱。旧社会，妇女是最下层的，而打包厂的女“飞工”则是下层的下层了。巡捕、头佬调戏、侮辱女工是家常便饭，比如厂门口设有专门“搜身”的。女工们劳累一天下班出门，常常被那些巡捕和头佬借机东捏一下，西摸一下。为了活命，女工们遭受调戏侮辱后，眼泪只能往肚里流。怀孕八个月的陈瑞珍上班时被挤动了胎，只好强忍着剧痛，一步一步挨到厕所后生下了小孩。孩子出生了，陈瑞珍不敢回家，封建礼教认为：女人在外面生了孩子，是不能回家坐月子的。工友们只好在围墙边用破芦席搭了一个棚子让她住下来，让家里人每天送点汤水，直到满月后才回家。

解放后，不合理的“飞工”制度，才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打包厂的黑白照片，取自张俊的《荆州古城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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