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沉痛告知”，2021年11月3日，著名哲学家李泽厚于美国科罗拉多州家中离世，享年91岁。

出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中被青年人尊为“精神导师”。作家易中天曾发文称：“和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个‘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亦在采访中表示：“我想李泽厚先生是真正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贯穿李泽厚一生的不仅有赞美之词，痛苦、批判、争议也始终相伴而行。早在12岁时，李泽厚便想过“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25岁因《论康有为的》一举成名后，学界对其观点始终争论不断。近年来，他又因书写金庸悼文引起一场风波。

最欣赏陶渊明的生活境界，希望自己“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的李泽厚，却一生未离舆论场。他的好友，人文学者刘再复评价他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

李泽厚。图源 IC Photo

打开了一座“美学的门”

消息是突然传来的，11月3日早上，接到海外友人发来的信息，作家张曼菱愣在了原地——“李泽厚去世了。”

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时，张曼菱与李泽厚有过数面之缘。1982年，李泽厚最广为人知的作品《美的历程》出版，以精妙的文字梳理了中国数千年的文学、艺术文化，从远古时期的“龙飞凤舞”写到魏晋风度、唐宋佛像，又写到明清小说戏曲，一时间风靡高校。

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文化断层，突然看到有人文采飞扬地书写历史哲学，释放对美的追求，让张曼菱有种“久别重逢”的快感。她捧着书一口气读完了全本，“我看完还觉不过瘾，便直接写了一封信寄给李泽厚，说他明清时期写得太少，文字也洋洋自得。”

让张曼菱没想到的是，已是知名学者的李泽厚并未轻视一封大学生的来信，而是回信邀她当面详聊。“他和我讨论一番，承认自己对《美的历程》也不是很满意，受篇幅制约，文章有所删节。”

“后来我又写信邀他与同学跳舞，和北大哲学系同学讨论，他每次都是乘兴而来，从不讲年龄、辈分、名气。”在张曼菱的记忆中，那是一段万事万物都生机勃勃的时光，她和同学们不断吸收着涌来的新鲜知识，李泽厚替他们打开了一座“美学的门”。

看到李泽厚离世的消息时，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刘悦笛正经过天安门，“一瞬间眼泪就掉下来了”。他还记得2017年深秋，李泽厚最后一次回国，他们一同游览了北海公园，李泽厚兴致很高，又主动要求前往天安门，“当时李泽厚给了我一份他在海外的访谈，他在访谈里说，对中国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

2003年，刘悦笛初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与已经退休多年的李泽厚相识，两人聊得投缘，有时会单独喝掉一整瓶酒。刘悦笛回忆，和李泽厚聊天有一种思想的快乐。“他是我遇到的在学术对话上最平等的人，和他聊天，他是这样一种心态：你放马过来，你来批我啊。但是他非常固执，对自己的观点非常坚定。”

去年5月底，李泽厚因作品被侵权，还曾授权刘悦笛发表特别声明。而李泽厚的伦理学著作合集《伦理学新说》刚刚出版，刘悦笛已将书的照片发送给他，但“书还在路上，李老师就去世了。”

二十年前，作家易中天在《盘点李泽厚》一文中曾提到，“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英雄也造时势”

李泽厚曾在一次对谈中提及，早在12岁时，他便想过“人总是要死的，活着为什么?”他形容自己的少年时代是“孤独、清醒、感伤的。”不合年龄的痛苦思考或许与他童年的经历有关，李泽厚1930年6月出生，成长在湖南长沙宁乡县，父亲是邮局的高级职员，英语很好，但在他12岁时不幸病逝。

贫穷是贯穿李泽厚青少年时期的底色，身为小学教师的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长大，勉强供养二人上学。李泽厚回忆家道中落，春节时亲戚家大鱼大肉，热闹非常，而母子三人则冷冷清清，相依为命，高中时为了看到进步书籍，只能在每星期天过河，饿着肚子去城里的各家书店站一整天。

他在自述中写道：“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

1948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李泽厚挨过了失学、失业，成为乡村小学教师的日子，直到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贫穷的生活也并未远离。李泽厚记得“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几元生活补助费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得了肺结核后，一些活动不能参加，他便独自住在宿舍楼顶上的“阁楼”里读书、写作，北大丰富的藏书滋养了他的眼界，也让他的哲学研究渐成体系。

1955年，25岁的李泽厚发表了《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等文章，一举成名。此后，他再未为钱忧愁，“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元还是70元，反正很少。”

钱财的宽裕让李泽厚有了底气，他买了一个电动唱片机，在当时还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更重要的是，“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接连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论述立刻引起青年人的呼应。那时，他的书能够卖到几十万册，连工厂女工都会挤到书店抢购，李泽厚也因此一跃成为本土学术明星。

在前同事的回忆中，“只要李泽厚在哲学所上班，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多年后的采访中，再次提及当年的盛况，李泽厚表示，是因为那时的美学热刚好符合了社会思潮，也是促进社会苏醒的符号，之前人们对于美的追求被压抑了，“文革”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对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发生了兴趣。“美学热的兴起是与当时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

但仅因一时之势，终究难成就当年的美学之盛。对此，易中天曾评价：“李泽厚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

于是当记者问李泽厚：“你把它解释为时代的关系，所谓时势造英雄吗?”李泽厚不假思索地答道：“英雄也造时势”。

狷者：至真至诚

1992年，李泽厚远赴美国小镇教书，此后国内对其讨论声减弱，舆论场上再起波澜却是因为三年前写给金庸的一篇悼文。

文中称金庸得知他出国后情况不稳定，赠其六千美元，“这当然是好意，但我心想如此巨人，出手为何如此小气，我既应约登门拜访，能以六千元作乞丐对待，于是婉言而坚决地谢绝了。”

后来，李泽厚在一次采访中解释，事情原委为金庸资助一位朋友三万美元，没用完，退回六千美元，于是便想将六千美元赠予他，但他认为这更像施舍，不想背上人情债。“我们二人并未因此有所疏远”，随后又补上一句，“当然本来也不亲近”。

在把写金庸的文章收入纪念集里时，朋友曾问他的意见。李泽厚说：“一个字不改。问了两次，我都这样说。没什么好改的。”

这在李泽厚的人际交往中并非孤例，此前他还在给学生赵士林的书序中直言：“这本书是他瞒着我写的。我拒绝看这本书的任何一个字，也不对本书负责任。”并称“出版社一定要我写个序，正好趁此写这几句说明一下。”

对于自己的不通人情世故，李泽厚曾解释为：“我的经历相当简单，但生活波折仍然不少。尽管已发表不少文章，但环境压力颇大，非议很多，身体上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很大，这也许是我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

“但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学会了使思想尽量不受外来影响。我坚守自己的信念，沉默而顽强地走自己认为应该走的路。要自己掌握人生的价值，树立自己内在的人格价值观念。毁誉无动于衷，荣辱在所不计。自己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就是了。”

而自认性格抑郁、孤独的李泽厚在另一些故事和讲述中，又展露出他至真至诚的另一面。

在即将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中，李泽厚讲到八十年代初，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与傅伟勋一见如故，痛饮畅叙，过半夜方休。从那以后，两人几乎每聚必饮，每饮必醉或半醉。“伟勋酒量并不大，却特别喜欢闹酒，尤其人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闹。”

赵士林回忆做学生时，没少到李泽厚家蹭饭，有时还与他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对李泽厚直呼其名。李泽厚则称：“我不在乎这些小节”。

马群林是近年与李泽厚交往最多的人，他曾帮助李泽厚编辑青岛版《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十几万的版税，李泽厚要赠予他，他坚决不要。近几年，李泽厚已从稿费中送给别人好几万。因为“年纪大了，这些钱对我已毫无意义。”

对于自己一生的跌宕起伏，人言评判，李泽厚自认“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好些人以为我很狂，其实错了。”

美的历程无尽头

早年间，几乎所有见过李泽厚的来访者都会表示“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完全看不出上了年纪”。读者杨斌与他第一次通话时，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听李先生的声音很年轻啊，跟年龄不相称。”逗笑了李泽厚，两人就这么熟悉起来，成了多年好友。

好友杜欣欣在《李泽厚隐居在落基山中的日子》中回忆，当时74岁的李泽厚开车速度依旧飞快，“我在平路上开车时，李先生总在睡觉。一开上山路，他就醒了，然后要求开车，他的理由是担心开车技艺会丧失。他请求了几次，我磨不过，只好让他开。不幸的是邻近拉斯维加斯，有一段很弯曲的山路。他开得很辛苦，我们坐得也很辛苦。”

杜欣欣问：“怎么你每次都赶上不好开的路呢?”李泽厚答非所问地回道：“我这人一辈子都是运气不好。”

步入耄耋之年，不断梳理作品，总结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了李泽厚的主要工作，每当编辑发来书稿，必定逐页审读，在修改处细心折角贴条来做提示。他承认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阅读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

但他也说不抱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只是近几年，时间终是追上了李泽厚。依赖安眠药入睡，安装心脏起搏器，又摔伤了腰椎。在和马群林的对谈中，李泽厚提到自己已经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两只眼睛分别患了青光眼和黄斑裂孔，看书都坚持不了半小时。

他对生死并不避讳，早在2006年出版的《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他就曾提到“这么老了，应该可以随时迎接死亡，尽管也可惜还有好些事情远未做完，但总会有人来做的”。

八十岁接受采访时，李泽厚再次说道：“有的人为名为利活，有的人为儿女活，有的人为国家民族活。我的意愿跟马克思差不多，为人类活，所以我有本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

他还设想要将自己的大脑冷冻起来，“我觉得复活是不可能的。我是想证明文化是不是影响了大脑，几百年后，是不是可以从我的大脑里发现中国文化的残迹，证明我的积淀理论。如果证明有影响，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贡献都要大。”

人生的最后阶段，李泽厚时常远眺窗外，目之所及是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而他的骤然离世终究引起了众人的自发悼念——“人的一生有时辰，美的历程无尽头。”

参考文章:

中国新闻周刊《李泽厚：我一直是孤独的》

南方人物周刊《我现在是静悄悄地活着，也准备静悄悄地死掉——对话李泽厚》

南方人物周刊《九十李泽厚 最后的访谈》

三联生活周刊《学者李泽厚》

新京报 《李泽厚：我最满意的三本著作里,排不上》

李泽厚：我走的路

新京报记者 马延君 编辑 胡杰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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