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目录：

1、不要厅局级官位，他们投身商海当老总，图个啥？2、幸运咖：把咖啡卖到青藏高原去3、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库尔勒香梨”，地名商标维权的未竟之问

不要厅局级官位，他们投身商海当老总，图个啥？

12月28日，深圳市委全会决议公布，7人被免去市委委员职务，其中就包括深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本月上旬，杜鹏已获任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智慧城市发展委常务副主任，而在此一周之前，他还以深圳市政府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局长的身份参加在黑龙江举办的“广东—黑龙江自贸试验区交流合作座谈会”。

这是厅局级官员投身商海的又一个引人关注的案例。政道君梳理了近年来部分官员辞职下海的案例发现，这些官员不少是高学历，以厅局级最多。在离开体制后，多数去企业担任高管。

【杜鹏】

年龄：以40多岁居多，年龄大的近六旬

在政道君梳理的近年辞职官员中，绝大部分辞职时年龄在四十多岁，正值职业生涯的成熟期，经验、人脉、能力都处于黄金时期，他们往往无论去留，都是游刃有余的，所以转身必定“华丽”。

比如，滨州市惠民县原县长夏培剑，今年任西王集团总裁，在46岁时“下海”。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菏泽市原副市长张毓华，2015年辞职时48岁。此外，今年49岁的济南市委原常委、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徐群，年中时辞职，目前任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副院长。

也有年龄在50岁以上的。近年辞职官员中，辞职时年龄最大的要数青岛市原副市长刘明君，其辞职时已经58岁，后加盟一家大型券商机构。

此外，近日任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智慧城市发展委常务副主任的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其今年57岁。

【刘明君】

学历：不少是硕士博士、海归人士

政道君梳理发现，这些辞职下海的官员多数是高学历，不少是硕士和博士。

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部原副主任杨晓军，其40岁辞职后任陆金所副董事长，后加盟玖富出任总裁。据媒体报道，其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专业，获硕士、会计学博士，并于2005年获剑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

又如青海省玉树州委原副书记赵勇，46岁时跳槽至亿利资源集团任副总裁，亿利资源集团是一家资产达千亿的民企。赵勇也是一名学者型官员，在聊城师范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在南开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博士。他还是伦敦经济学院（LSE）访问学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

此外，上述去券商任职的刘明君也是一名博士。2015年辞职去阳光保险集团任副总经理的山东省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股权管理总监夏芳晨，是清华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财税高级经济师；2017年辞职去华融国际任职的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杨宜新，是一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2015年辞职去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任高管的菏泽市原市委常委、原副市长张毓华，是法律硕士、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

辞职去向：多数去著名企业担任高管

官员辞职后都去哪儿？政道君梳理发现，这些官员多数都跳到了企业担任高管。

除了上述夏芳晨、杨宜新等人，此前因“下海”备受关注的山东济宁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梅永红，辞职后到深圳华大基因任高管，后又辞职去碧桂园任副总裁，负责农业板块，直接向董事局主席杨国强汇报工作。

【梅永红】

深圳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前海管理局原局长杜鹏今年12月“下海”，成为平安集团党委副书记、集团智慧城市发展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集团智慧办主任。

而他任前海管理局局长的前任，曾任过深圳龙岗区、宝安区区长的张备2016年下海，曾出任360集团高级副总裁、360健康集团董事长。目前，张备为海王集团执行总裁、全药网董事长。

深圳市原副市长徐安良也在2016年辞职，曾出任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而中国平安也青睐有政府背景的官员加盟，以平安智慧城市为例，联席董事长兼CEO俞太尉曾任上海市松江区区长，上海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平安智慧城市总经理助理陈佳林此前曾任广东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山东滨州市惠民县原县长夏培剑的新岗位是西王集团总裁，据西王集团官网介绍，该集团资产500亿，位列2019年中国企业500强第379位。

辞职理由：寻找新的价值

官员们对辞职理由往往“讳莫如深”，不过仍有一些人向媒体透露出了自己的想法。梳理发现，被提及最多的是：收入低、晋升难、为官不易、圆梦。

前济宁市长梅永红则将辞职理由表述得“高大上”，他表示：这样的转型实际上是一种回归，回到这样一个更能体现我人生价值的轨道上来。

济南市委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徐群是今年年中辞职的，他的新身份是深圳第三代半导体研究院副院长，这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岗位。据称，他有着超过十万行代码的软件编程经验，他以前很少介绍自己的官方头衔，反倒常说“其实我是一个码农”。徐群也并不缺钱，他做过济南百同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放弃仕途，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职业爱好和兴趣。

【徐群】

山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与徐群类似，今年11月他的新身份曝光，张志勇担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从事教育行政工作30多年的他曾表示“到高校去当老师、到高校去做教育研究、到高校去做教育改革决策研究”。他离开工作生活多年的泉城济南，北上进入高校确实需要职业激情、职业兴趣，更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观察】

官员下海后，防止“权力下海”有章可循

官员“下海”并不鲜见，主动辞职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一种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情形，但即便如此，每每有官员辞职下海，总是能引发一波讨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官员放弃了大家眼中的“铁饭碗”，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官员的去向多少与从政时期主管的领域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外界担心有利益输送之嫌。

2017年5月，中组部、人社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公务员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公务员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的意见》，《意见》规定，各级机关中原系领导班子成员的公务员以及其他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公务员，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接受原任职务管辖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中介机构或其他营利性组织的聘任，个人不得从事与原任职务管辖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意见》还要求，公务员申请辞去公职时应如实报告从业去向，签署承诺书，在从业限制期限内主动报告从业变动情况。公务员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公务员辞去公职从业备案和监督检查制度。

可以说，这一规定为公务员辞职再就业戴上了“紧箍咒”，在保证人力合理流动的同时也建立了权力监督的追溯机制，充分消减了离职官员的“权力磁场”，防止了权力跟随人员一起“下海”。

幸运咖：把咖啡卖到青藏高原去

刚刚过去的8月份，一家开在青海玉树平均海拔4000米的县城里的幸运咖流水达到了35万。在这里，微博上网友们评价为“超级好喝”“我超爱”的多莓冰茶同样是消费者们的最爱；采用IIAC金奖豆的现磨咖啡售价在10块以内；而酸奶昔系列产品全国同步上新。

这并不是个例。从今年4月份开始，幸运咖已连续4个月实现新开门店数的环比增长；8月份，全国店均日营业额同比提升超15%。2024年春节前后，幸运咖开始发力，在河南乡镇开出多家门店并全部跑出了良好的盈利模型。

从青藏高原到河南的乡镇，在接近幸运咖的业内人士看来，“这个品牌很接地气，哪里有平价咖啡的需求，就往哪里去深耕。”

而这正是因为幸运咖与蜜雪冰城“同根生”，并且正在“复制”蜜雪冰城的成功经验。

可控的建店成本、热闹的“卖货氛围”、“万店如一”的品牌管理，保证了幸运咖在不同终端市场的门店做到了差异足够小，卫生、品控、服务、氛围不走形，在此基础上，单店盈利模型和供应链的广度和效率保证了门店的存活率和盈利空间。餐饮微利时代，供应链成为竞争王牌。在“得供应链者得天下”的定律下，夯实供应链，启动增长，已经成为各餐饮品牌的共识。而共享蜜雪冰城供应链正是幸运咖的独特优势。

招股书显示，蜜雪冰城拥有完整的端到端的供应链体系，在河南、重庆、广西、安徽、海南建设了5座生产基地，覆盖采购、生产、物流、研发和品控等环节，基本实现了核心原料的100%自产。同时，蜜雪冰城的配送网络覆盖了中国约300个地级市、1700个县城和3100个乡镇。由27个仓库组成的仓储体系，遍布河南、四川、新疆、江苏、广东等地。截至2023年9月30日，蜜雪集团在全国超过90%的县级行政区划实现了12小时内触达。

在此基础上，蜜雪集团根据幸运咖的发展阶段和布局状态，“有针对性”地提供赋能，帮助幸运咖获得“总成本领先”的优势。“品牌自建供应链，最容易陷入‘小脚穿大鞋’的陷阱。而幸运咖则完全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蜜雪经过十几年的打造，早就把路趟平了，幸运咖需要开放哪个仓网，基本随时可以。”一位业内人士评价。

青海玉树的幸运咖门店就得益于今年向幸运咖开放的兰州仓。2022年8月蜜雪冰城建立兰州仓，服务范围覆盖甘肃、青海、宁夏、蒙西等区域，最长运距1500公里左右。2024年，兰州仓对幸运咖开放，日最高发货量接近6000件。此前从河南温县仓库向青海玉树送货平均需要6天，而兰州仓启用后，普货的配货周期缩短至4天，冷链则缩短至5天以内，大大节省了配送时间。报货周期也由此前的一周1-2次提升至一周3次。

为了将物料免费送到加盟商手中，蜜雪冰城这条中国现制饮品行业内最大、最完整的端到端供应链体系有着极其丰富的终端运输方式。既有直配，也有快递快运、泡沫箱送货，甚至，在一些特别偏远的乡镇，承运方甚至和当地客运合作，“一切以门店真实需求为准。”

对于加盟商来说，成熟的仓储物流体系，一方面可以保证稳定的时效，让店主对于门店食材物料的消耗有更加清晰的预判，同时，增加报货频次，也能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门店的资金压力。通过供应链提高效率，这让幸运咖得以形成“品牌-供应链-加盟商-消费者”的正向增长链条。

高效稳定的供应链，让加盟商的成本可控。价格友好+品质稳定，会带来更多客户，形成更高的品牌知名度，吸引更多区域开出门店。而订货量加大，规模化采购又使得供应链有更低的成本优势，反哺给消费端，最终实现多方共赢。

上述接近幸运咖的行业人士透露，日常卖5块9的美式咖啡，在幸运咖的产品体系中，依然属于高毛利产品。“平价走量，还有不错的利润空间，这是幸运咖和蜜雪能够深入广阔市场和人群的底层逻辑。”从平价中诞生、背靠蜜雪冰城的幸运咖，可能会是这一波平价现磨咖啡浪潮里，最为扎眼的存在。“毕竟，国内咖啡的平价化、大众化和下沉化，是市场需求所向的必然。把握好这一点，将大有可为。”

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库尔勒香梨”，地名商标维权的未竟之问

图/IC photo

沸沸扬扬的“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事件还在持续发酵，新加入的是“库尔勒香梨”。据报道，单在河南洛阳，就有上百家水果商户因为卖香梨用“库尔勒”，被库尔勒香梨协会起诉侵权。另据查询，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香梨协会的涉诉关系有759条，开庭公告684条，仅11月份开庭的就有21次。

如出一辙的维权模式，只是一家比一家出手“狠”。全国地名商标数以千计，浙江有“安吉白茶”，湖南有“安化黑茶”，广西有“百色芒果”，贵州有“威宁苹果”，青海有“玉树虫草”，新疆有“和田玉枣”……如果注册地名商标就能坐地收钱，全国法院系统怕是再招募一倍的法官，也难以应对这一波“年底业绩”。

11月26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近期“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发布了一份答记者问。该局相关人士表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这番回应，被普遍认为将有望终结近期由“逍遥镇胡辣汤”和“潼关肉夹馍”拉开帷幕的一系列商标维权事件。“答记者问”中明确且不留余地的“不能”“无权”等用语，也的确起到了定分止争的功能。继逍遥镇胡辣汤协会的维权被叫停之后，26日，潼关肉夹馍协会也发出致歉信声明停止维权，并就商标维权一事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当然，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答记者问”，并未全盘否定地名商标。一些信息稍嫌隐秘且被舆论所忽略，这可能会导致当事方对商标权的一些误判。

据“答记者问”披露，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有效注册“逍遥镇”商标3件，系普通商标；“潼关肉夹馍”则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依据是《商标法》《商标法实施条例》和《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

既然是有效注册，权利人自然拥有注册商标的所有合法权益。权利滥用的前提，正是本有合法权利，但没把握好度。问题就在这里，不独“吃瓜群众”，权利人、商标维权律师以及知识产权庭的法官们都想知晓，在已知的“不能”“无权”之外，权益边界在哪？有效注册的普通商标或集体商标能做什么？有权干什么？

权利滥用是一个问题，权利有无是另一个问题。商标注册中从来不乏恶意注册的例子。今年8月19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就发布过关于依法驳回“杨倩”“陈梦”“全红婵”等109件商标注册申请的通告。该通告称，个别企业和自然人把“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和“杏哥”“添神”等相关特定指代含义的热词进行恶意抢注，提交商标注册申请，以攫取或不正当利用他人市场声誉，侵害他人姓名权及其合法权益，已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奥运健儿姓名被人“蹭热度”恶意抢注，地方名小吃也难逃被“蹭”的命运。这就要求，注册机构应有一套科学、明确且可操作性强的审查机制，来将恶意抢注地名商标挡在“合法”的门外。

在已注册成功的数千件地名商标中，是否存在恶意注册的情况，还不好武断地说“有”或“没有”。据媒体调查，2015年12月14日，第14369120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核准为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类别为第30类：肉夹馍，商标类型为集体。潼关肉夹馍协会是该商标的商标权人。2015年12月25日，即商标注册11天后，老潼关小吃协会（潼关肉夹馍协会前身）授权西安万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潼关县盛潼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使用“潼关肉夹馍”，两家公司具有该商标使用权、运营权及商标品牌宣传、推广权。媒体调查的公开信息显示，这一会两司的背后，疑是同一个掌控人。这又抛给我们一个未竟之问：法律是否支持集体商标权的私相授予？这种从行业协会到某具体企业的转授，是否构成对集体商标注册条件的架空？

围绕此次地名商标维权事件争议，“吃瓜群众”最疑惑的还聚焦在：那些动辄历经数百年积淀才培育出的地方名小吃（或地方特色农产品），本是集体打造，代代传承，分散经营，为何某些个人或某些来路不明的协会就能把它“合法注册”，并能以此要挟所有从事该地方名小吃的商家？这些个体或协会的代表性从何而来？注册机构又是如何审查这些个体或协会与地方名小吃的关联性及代表性，并精准排除这些个体或协会不存在注册的恶意？

事实上，注册集体商标并不容易，被驳回的集体商标注册申请远比注册成功的要多得多。一个有效的审查机制是要将恶意注册人挡在注册环节，对那些审查机制的漏网之鱼，也该有一整套的流程能随时监管并进行补救。亦即一旦发现有恶意注册已获成功的，应立即启动退出机制，同时将恶意注册人列入黑名单，限制其注册资质。

“答记者问”中的最后一句：已责成地方相关部门深入了解事件进展，加强对各方保护和使用商标的行政指导，积极做好相关工作，依法依规处理有关商标纠纷，既要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又要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处理好商标权利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

作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最核心的职能部门，国家知识产权局均衡强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与“防止知识产权滥用”，在意料之中。回到近期系列商标维权案件中，停止维权是防止事件扩大，并遏制在地名商标领域的连锁反应。在已知一审落判的案件中，几位被告分别被判赔数千至上万元不等。这些案件，究竟是合法维权的胜利，还是恶意抢注的司法恶果？如确在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列明的“不能”“无权”之列，能否认定为错案？法院又该如何善后？凡此种种，要妥善处置并维系应有平衡，仍是对职能机构和司法机关的一大考验。

文/王琳 法律学者 编辑 孙晓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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