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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跨省又不是跨国，办事为啥这么难？“三怕”心理困扰基层2、当职业放贷人被放进黑名单：胜诉也会感受到切肤之痛3、热水器行业浮沉三十年，是一部国货突围的精彩大戏（建议收藏）

跨省又不是跨国，办事为啥这么难？“三怕”心理困扰基层

明明可以“网上办”，偏要群众“路上跑”；明明可以就地办，偏要群众回老家；情理可以办，技术并不难，但法规有堵点……不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办理“难于上青天”，一些群众抱怨：跨省又不是跨国，办事咋就这么难？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要求从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入手，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一些干部群众认为，要实现“跨省通办”还需破解法律障碍、数据烟囱、部分地方积极性不高等难题。

1.“三怕”心理困扰基层

长期以来，群众异地办事常常需要两地跑、来回跑、多个办事窗口跑，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之所以跨省办事难，缘于政府部门有“三怕”。

↑浙江玉环受理市（玉环）外流动人员“跨省联办”业务

一怕打官司。东部某县行政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一些“放管服”缺乏明确法律支撑，例如婚姻法规定，结婚、离婚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原则上为夫妻双方一方的户籍所在地，如果突破地域限制受理婚姻登记申请，一旦遇到纠纷，受理单位可能会吃官司，特别是离婚，拿法律条款跟你打官司，一打一个准。”

与权利、福利“捆绑”的户籍制度设计，也导致改革困难重重。比如新农合，要执行户籍所在地的报销标准和流程，报销要查验发票、病历原件，还要本人到场签字画押，验明正身。“有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人必须到现场，这些都很难通过改革来变通。”这名负责人说。

二怕“数据壁垒”。“身份证可以异地申请办理，办临时身份证却必须回户籍所在地，因为办理的平台不一样。”西部某县一位主管“放管服”改革的负责人说，之所以出现这类“怪象”，数据烟囱是重要原因。据了解，该县涉及人社、医保等使用专网的事项，必须在部门的专网上办理，而公积金系统在省内都尚未打通。

东部某县统计，该县42个行政审批部门使用了65套国家、省、市开发的行政审批和管理系统，且大部分不能与外省系统对接，只能通过纸质材料流转。

三怕出错担责。东部某县向在该县务工1000人以上的省外县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开展跨省联办合作，但第一批27个县只有10多个有回应，目前能实质性开展业务的仅9个。“每个地方审批事项的名称、所需材料、办理时限流程等都不同，如果两地要开展跨省联办，须重新确定符合两地各自需求的统一服务标准，极为费时费力，出错还可能担责任，导致部分地方积极性不高。”该县政务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2.一个小时能办完，何必奔波四五天

2020年7月23日，贵州桐梓县高桥镇火石村村民徐火方，前往浙江玉环市行政服务中心跨省联办“一件事”窗口，为3个多月的女儿办理新生儿落户和新生儿医保手续，成为两地受理的首例跨省联办事项。

通过网络视频，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跨省联办窗口工作人员视频审核徐火方提交的材料原件，再迅速将电子版材料传送给公安窗口和医保窗口，十几分钟后，两项手续就办好了。4天后，徐火方通过邮局快递免费领取了相关证件。

“我家娃儿在玉环就能上户口，实在太方便了。”徐火方在玉环打工已有11年，目前在一家眼镜厂做普工，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笔账：从他的住处到玉环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到20公里，来回车程加办理一个多小时搞完，如果回老家，往返3700多公里，需要四五天时间，花销三四千元。

↑贵州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的“跨省联办”窗口 李惊亚 摄

半月谈记者在桐梓县政务服务大厅看到，大厅里设置跨省联办专窗1个，业务联办窗口9个。桐梓县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秦丽说，桐梓县与玉环市、重庆綦江区梳理出第一批跨省联办行政和公共服务事项57项，已办理不动产登记、养老保险关系转出转入等跨省联办事项148件。

“桐梓是贵州的‘北大门’，目前有13.5万人在外务工，每年有20万重庆人在桐梓避暑旅游，开展跨省联办对我们意义重大，相信路子一定会越走越宽。”桐梓县常务副县长张俊说。

3.期盼更多“触手可及”的服务

2020年12月3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服务专区上线。不过总体来看，跨省办事仍然较为困难，像桐梓这样的地方还不是很多。专家认为，破解此一难题，可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围绕公安、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重点领域，精简审批事项和流程，制定全国跨省办理事项统一标准，规范办事操作流程，编制异地办事指南，各地互认标准，减轻各地区独立对接的人、财、物成本支出，为构建全国性跨省通办政务服务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加强顶层设计，逐步打通各地、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数据壁垒，实现跨省业务系统内流转，事项异地办结。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手段，借助人脸识别、远程认证、电子签名等技术手段，实现更多事项全程网上可办。

第三，调整不适宜的法律法规条款，并建立跨省办理的容错机制。在各地政务服务大厅设立“跨省通办”专窗，推进咨询、投诉和人工在线统一受理。在审批端建立协同办理授权信任机制，推进异地受理协同联动，建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持续提升服务覆盖率，建立跨省办理疑难问题协调处理机制。

(来源:半月谈微信公号)

当职业放贷人被放进黑名单：胜诉也会感受到切肤之痛

来源:中国青年报

“黑名单”里的人

这份名单秘而不宣，只在有限范围内使用。公安机关会从它上面找违法线索，连银行也格外关注它上面的名字。

名单上的每个人，都是法庭的常客。比如马维，明处，他是安徽的一家水果店店主；暗中，他在浙江以放贷为业。9年前，跟着老乡来到浙江省玉环市以后，他开始向人放款，欠债不还的，会被他诉上法庭。玉环市人民法院受理的与他有关的案子越积越多。

直到最后，他上了这份“黑名单”。2018年2月24日，玉环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若干实施意见》。该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再桑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介绍，他们“第一个吃了螃蟹”，当时在国内属于首创。提出“职业放贷人”名录并落成制度出台的，玉环法院是头一家。

10月28日，马维再一次来到玉环法院，签了一份文书。他自愿放弃本人债权，涉及2015年至2017年间的18起民间借贷案，标的额从1万元出头到11万元不等，总额将近60万元，一笔勾销。

这份名单上的人，申请撤诉的案件迄今有151件。

“这些人明显紧张了。”玉环法院立案庭庭长陈巧峰说。

据法官们观察，这些人撤诉时，明明是放弃对别人追债，字签完了，松了一口气的反而是他们。

一位职业放贷人在浙江玉环法院签署18份自愿放弃本人债权的结案证明。玉环法院供图

隐藏的暴利

截至目前，玉环法院已统计出“职业放贷人”名录8期共694人，最多的一期超过百人。

马维登上这份名单的原因是，根据玉环法院截至2019年9月30日的前三年数据统计，以他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累计达38件。2014年至2017年间，以他等7人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高达237件。

此前，这些人以债务人的身份频繁出现在不同案件中。有经验的法官能够辨别出他们：他们与被告之间素不相识，他们总能拿出借条，而且总能用那些借条或者别的手段，隐藏纸面之外的高利率。

作为一名从业20余年的法官，陈巧峰有一种敏锐的直觉。听了情况后，他能辨别出谁是“吃职业饭的”：钱款中总有部分以现金方式交易而不会留下银行记录；把钱借给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有些放贷人明面上就很直白，放贷会直截了当跟对方讲明，放款并不足额，因为自己会预先扣下一部分。

比如，一位放贷人专门借钱给在校大学生，约好借出1万元，却只给对方7000元。利率“巧妙”降低了。仅在2018年前3个月，此人就涉及16个借贷案件。

这位法官不止一次看到，“职业放贷人”喜欢把手伸向“最基层”。比如，借给一位农村妇女一两万元，口头约定每3天支付本息一次，直至付清。因为数额较小，借款人就算还不上，一般也能找亲友凑上，这种放贷属于“低风险”、高利率。

一些债务搅到了夫妻共同的债务认定中，一位男子借了9000元，一直没有归还，他和妻子一起成了被告。

隐藏在欠款背后的事实是：那位放贷人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高达32件，他专门瞄准短期内需要用钱的人，开出高额利息。借款的男子有赌博习惯，3个月内借钱8笔，总额21万元，而他妻子的银行账户里资金充裕。

“这显然不是正常的民间借贷往来。”陈巧峰说，这些原告经常借贷给他人，并收取高额利息，可以认定为职业放贷行为。

由于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玉环市的民间资本一直处于较为活跃的状态。由此带来的是该院民间借贷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2017年，该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3629件，占民事收案总数近三成。

陈巧峰办过一个案件，一个水利局干部借了一笔钱，后来逃走了。放贷人起诉到法院，要求担保人承担这笔欠款。按照放贷人的说法，对方只付过3个月的利息。按照经验，法官判断，向陌生人出借钱款，要么是收取了高额利息，要么就是已拿到部分还款，只付了3个月利息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

此类案件中，不少被告没什么法律意识，借条上的出借人一栏为空白，也稀里糊涂地签了字。出借人空白是一个典型的“套路”，有的人直到庭审对着一叠汇款凭证时才突然傻眼，自己的还款对象是另一个人，而不是原告。

“法官毕竟不是公安干警，不能主动以职权侦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于弱势的被告也很难拿出有力证据，即使法院有权调取，事后再采集也为时已晚，就像现金交易根本找不到凭据。”陈巧峰反问，“你说怎么查得清楚？”

还有一些案件，即便被告已支付利息或本金，因为是现金交易，被告拿不出凭证，原告予以否认。结果是，原告又通过诉讼让对方连本带息再承担一回。

有时候，陈巧峰也觉得自己挺“拧巴”：看着出借人“睁眼说瞎话”，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可面对被告也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囿于证据规则的规定，法官只能根据当事人的举证对案件事实作出原告胜诉的判断，即使可能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

“这类官司太难打了”

压力不仅在于判决，还在执行。这些年，陈巧峰总能听到一些来自民间的呼声。执行干警反映，案件执行时，赶到借款人的所在地，迎接他们的是对方“劈头盖脸”的一顿埋怨，当地人气得大喊，“法院还帮着放高利贷的人出气哩”。

王再桑做过几年的执行局局长。他发现，这些放贷人曾闹出不少乱子——把借款人的门窗砸碎，或者在墙壁喷上“天理不容”字样。“引起的民愤非常大，非常大。”

如果放贷人前几天刚来追债，法院再来强制查封借款人财产，看上去法院就成了放贷人的“保护伞”，给人“一条龙服务”的嫌疑。

面对这些，陈巧峰能做的，也只有当庭苦口婆心地劝说。不过，多数时候没什么用，一次次向原告代理律师阐明实事求是，换来的是对方的信誓旦旦，“当事人就是这么说的呀”。

“与其说是对判决结果的痛，不如说是对这些出借人嚣张气焰无可奈何的痛。”他叹气。

王再桑说，因为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法院没有权力拒绝他们以正常的民间借贷起诉，必须按照流程走。并且在裁判方面，也没有一个规范此类行为的统一裁判指引。

一个人放了100笔借款出去，如果遇到违约，他可以去法院起诉100次。“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约束机制。”王再桑说。

直到去年，事情才发生陡转。

当地一名护士蔡涵被诉至法院。她30岁出头，一次职称考试中，她一门不及格。因相信有人能在电脑终端篡改成绩，她联系上对方。

对方向其提出要9万元办事费。为了拿出这笔钱，蔡涵经人介绍向虞立借款。虞立与罗凯洋是好友，经常将钱放在罗凯洋处周转，因此借给蔡涵的钱实际上由罗凯洋交付。

不久后，虞立作为原告、罗凯洋作为第三人，向玉环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蔡涵偿还借条上所写的共22万元借款，可蔡涵说，实际交付金额只有12.8万元。

“这类官司太难打了。”蔡涵的代理律师对记者说，他代理过不少类似的民间借贷案件，可被告证据相对比较完整的，想来想去也没几个。原告有借条，双方对交付方式没异议，争议只在交付金额，原告显然在证据上占优势。

案子交到了陈巧峰手中。按照原告出示的借条，其中的数额几乎比实际交付款项翻了一番，他不信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查证得到的信息也印证了他的判断——通过汇款凭证、支付宝电子回单、微信交易记录等，陈巧峰发现，罗凯洋的转账记录就是12.8万元。

可罗凯洋在法庭上的描述却“有鼻子有眼儿”。他称，当时自己刚买车回来，身上有9万多元现金。去医院见蔡涵时，他把5万元放进羽绒服里，剩下的三四万元塞进手提包。晚上8点多，他来到蔡涵所在的科室，先是签了借条，之后把现金给了她，剩下的12.8万元在走廊里通过手机转了过去。

类似这样的说辞，陈巧峰并不陌生。比大多数被告幸运的是，蔡涵还有一份来自医院的监控录像。录像中，罗凯洋仅拎一个手包就进了医院，其中放入约4万元现金的可能性很小；如果约定给付现金，大可将9万多元放在袋子里拎去，分别放在身上、包里不合常理。

进一步调取记录，陈巧峰又有了新发现：近几年来，罗凯洋和虞立在该院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分别达到26件和13件，都是玉环法院的“老面孔”了。其中，罗凯洋仅与该案被告蔡涵相关的民间借贷案件就有3件，立案标的金额40余万元。

罗凯洋与蔡涵之间的另一笔借款显示，罗凯洋曾汇给蔡涵2.4万元，一个月后蔡涵支付3万元，多出的6000元是按借款的惯例所预收的利息款。

此前，罗凯洋在该法院涉诉的26件案件，均是委托同一律师出庭，均使用格式统一的借条，借款普遍由其他人提供担保……这些特征都指向了一个结论——罗凯洋是一名“职业放贷人”。

法庭最终认定，蔡涵收到的实际款项就是12.8万元，远小于原告主张金额。后来，虞立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仍维持原判。

陈巧峰也终于“强势”起来。因与蔡涵的数笔借款中，罗凯洋采取多打本金虚增借款以掩盖高利放贷事实，多次要求蔡涵出具虚高本金的借条，在蔡涵已按照实际交付的金额将借款偿还完毕之后，仍然就借条中虚高部分的本金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已涉嫌“套路贷”刑事犯罪。

审理了这起民事案件后，玉环法院向玉环市公安局移送了这个“套路贷”刑事案件线索。

陈巧峰告诉记者，这是玉环法院首例移送公安的“套路贷”案件。

也是从这次判决开始，玉环法院第一次在判决中提出“职业放贷人”的概念。陈巧峰在审理中发现，此前他的同事早已与罗凯洋打过交道。但是，面对“职业放贷人”，法院对这类案件没有有机地整合，因此，每一次接手新案件的法官难以作出更贴近事实的判决。

借着这个机会，玉环法院对近3年间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统计，结果是，同一原告5-9次起诉的有267人，10-14次起诉的有83人，15次以上起诉的有95人，最多的起诉次数甚至达到101次。

王再桑说：“放贷的现象早些年就有，但这几年，其职业化的特征更加突出了。”他说，一些年轻人没正经工作，靠来回借款折腾来出借资金，一旦对方“跑路”，钱收不回来，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对借款人和出借人来说，是双输。”

“或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些年，王再桑目睹民间借贷逐渐脱离了正常的轨道：高利贷现象突出，超过银行利率好几倍；放贷人有组织成规模，借贷流程套路化，连还款的债务催收模式都很清晰。这些借贷的用途往往并非正常生产生活需要，有时是一些高风险经营，或是高负债情形下的“拆东墙补西墙”，甚至会掺杂一些赌博或六合彩。

他坐不住了。在他牵头调研的基础上，玉环法院去年出台了那份意见，随后统计出第一期“职业放贷人”名录。

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的标准是：至统计截止时间的3年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该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含诉前调解)，或同一年度内涉及1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的原告。

这份名单，每个季度都会更新一次。因为是滚动的，不少“职业放贷人”长期挂在上面。

这份名单不对外公开，但在法院内部是共享的。王再桑解释，从案件受理到审判再到执行，有了这个名单依托，法官对“职业放贷人”利用诉讼程序实现“非法利益合法化”进行了严格规制，会有相应不利的认定。

比如，如果被告抗辩原告存在“当头抽利”或“隐性高利”“利息转汇他人”等高利贷情形的，法院会一律比对原告其他案件事实认定或被告抗辩，并作为争议事实认定的重要考量因素。法院还会从严查处冒充他人提起诉讼、篡改伪造证据、签署保证书后虚假陈述、指使证人作伪证等民事诉讼行为。

王再桑告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黑名单”上的“职业放贷人”，即使是胜诉，因放贷而收回的利息部分，还要依法征收20%左右的个人所得税，这笔税收会被依法划转到税务机关指定账户。

这个举措令职业放贷人感受到“切肤之痛”。玉环市从2018年5月开始施行。今年6月3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也研究制定了类似措施。

按照王再桑的统计，截至今年10月，16个案件共10人已被征税10.6万元，其中最大一笔征税额近6万元。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当地民间借贷执行案件同比下降46.8%。

在玉环市，累计标的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原告，其名字就不只存在在法院的“黑名单”里，还会被抄送至玉环市委政法委、玉环市人民银行、玉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

“这类人如果向银行融资，需要以高风险情况对待；如果要创办公司，相关部门也会盯着监管。”王再桑说。

当地公安部门也时不时会通过这份名录，调出相应案件的判决书，查找违法犯罪线索。

制定“职业放贷人”名单之前，法院也曾有过顾虑——把这些人“标签化”，会不会对其名誉造成影响？毕竟没有法律指引，一个基层法院用这种方式界定是否合适？王再桑说：“但总得有个突破。”

出乎他的意料，一些上了名单的人自己找上门来了。通过律师或其他渠道，作为申请执行人，刘勇找到了执行法官钟永长。这位“黑名单”里的人，3年来在法院累积了29个案子，总金额50.28万元。他主动撤销了所有案子，以及还未被执行的22万元债权。他还联系了好友马维，劝对方一起撤案。那位专向大学生放贷的人，同时放弃了13个案件的债权。

陈巧峰目睹了不少“职业放贷人”的背影。他介绍，民间借贷案件收案数直线下降，原有案件的许多原告也纷纷撤诉。在当地，已基本没有律师愿为此类案件代理而承担可能存在的虚假诉讼风险。

玉环法院统计，今年1-10月，该院的民间借贷收案数同比下降了19.22%。

2018年4月23日，玉环市委政法委牵头，联合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7家单位，共同出台了《关于建立协同整治“职业放贷”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今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施行，该规定明确，无资质的放贷人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放贷，2年内10次放贷以上“或构成非法经营罪”。

浙江省台州市的9个法院也已推广“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如今，外地更多的法院也正在进行尝试和探索。

在玉环，法官们还记得，第一份“职业放贷人”名单出炉后的前5天，名单上的那些人，向法院申请撤诉的案件就有25件。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为化名)（王景烁）

热水器行业浮沉三十年，是一部国货突围的精彩大戏（建议收藏）

一、缘起。

1972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尼克松访华，中国向未来迈进了一步；另一个是，发现了马王堆墓葬，中国向过去深挖了一层。

还有一件事，虽然大家没太注意，却悄悄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这一年，周总理从日本带回了一台热水器。

现在大家在家里洗个热水澡，已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整个村子也没有一台热水器。

冬天洗澡去大澡堂，夏天澡堂不营业。于是夏天的时候，大家中午把凉水放在太阳底下晒，等到傍晚就有了温热的洗澡水。

前几年到偏远农村考察，发现还有人这么干，看来这种“古老”的办法还是很实用的。

热水器在工业领域并不是最重要的产品，但对于老百姓来说，能不能洗热水澡却是影响幸福指数的大事。

而且，小小热水器的突围之路，就是民族工业崛起的缩影。

曾经的顺德

二、得天独厚的顺德。

说到热水器就不得不提顺德。

顺德，中国百强县第一名，“中国家电之都”，大家耳熟能详的家电品牌一大半在顺德，比如，万家乐、格兰仕、科龙等。

其他领域的佼佼者，比方说还有碧桂园和顺丰快递等知名品牌。

顺德一个小小区县的GDP，愣是干过了匈牙利一个国家的GDP。

现在风光无限的顺德，它的发家史，就是一部典型的穷小子逆袭史。

1979年，一个老人在南方画了一个圈。

于是，顺德所在的珠三角经济圈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为什么会是顺德？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顺德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的习惯。当时顺德全县80万人口，在外经商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占了一半，其中比较出名的，比方说就有香港富豪榜排名前三的恒基兆业李兆基和周大福郑裕彤。

可见顺德商业氛围之浓厚和经商能力之强。

我有个顺德朋友阿豪，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在一家门窗厂打工，可没过两个月，就自己出来单干。

我问他为啥这么着急单干？

阿豪说：上班太浪费时间，影响赚钱。

后来，我才知道，阿豪之所以这么快单干，是因为阿豪有个表叔也是做门窗的，给他提供了启动资金和货源。

这一点，相信和顺德老板打过交道的都清楚，顺德商人喜欢报团取暖和传帮带。

因此，顺德相对于其他区域，侨胞资源能够为创业前期，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帮助。

比如，香港蚬壳电器工业（集团）翁祐是顺德伦教人，从1978年开始，先后投资2亿多港元，与顺德北滘镇合作兴办了蚬华电器制造厂和蚬华微波炉厂。可以说，正是他为早期顺德家电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

另一个原因是，顺德离香港近，从顺德到香港只需要一个小时。

当时的香港是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的核心，所有最前沿的商机和技术，全都在香港交流。

后来，顺德商人正是利用距离的优势，大量从香港抄板外资品牌的家电产品，才完成了第一代的产品设计。

然而，即便顺德有得天独厚的侨胞资源和地理优势，但前期发展依旧举步维艰。

这就好比，一个穷小子，虽然身边的亲戚很有钱，也愿意帮忙，可路还是要自己一步步走。

况且，这个穷小子的底子实在太差。

三、要有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热水器：跌跌撞撞的尝试。

早在1895年，德国博世集团便推出世界第一台快速燃气热水器。

而我们直到1979年，南京玉环厂才生产出第一台热水器。

相当于，我们的技术比国外晚小一百年。

如此大的差距，顺德人追赶外资品牌的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加速发展，顺德人喊出三不怕的奋斗口号。不怕累，不怕苦，不怕脏，就怕穷。

开始和港资企业合作，港方负责技术、设备和原料，顺德出工人、厂房。生产出来的产品由港方销售，前期港方的设备投入，用顺德工人的加工费补偿。

说白了，顺德穷得只有人和土地，没钱、没技术、没设备，香港亲戚只能用人工费找补投入。

和香港亲戚合作久了，顺德人慢慢也学会了基础的生产加工，开始推广“三来一补”模式，既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

靠着这种艰难的起步环境，仅仅用了五年时间，顺德人均年收入达到1700元，在哪个雪糕五分钱一根的年代，1700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万元。

顺德地区更是几乎天天放鞭炮，庆祝新企业开业。

虽然场面看起来很热闹，但此时的顺德家电业还是很弱。因为，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只能赚点组装的辛苦费。

直到1988年，万家乐推出带熄火保护安全装置的直排式燃气热水器，这才打破了我国在热水器领域的技术空白。

万家乐生产的第一台燃气热水器

其实，早在1985年，万家乐的研发团队已经开始研究，可起步并不容易。

当时顺德连煤气和自来水都没有，还住在筒子楼的工人们，从来没洗过热水器烧的热水澡。

他们对热水器完全没有概念。

只能从香港和日本买回来样机，反复拆卸安装，研究人家的运行原理。

这个难度，好比小学生做高数题，九九乘法表都没背过，就要研究微积分，难度可想而知。

几年后，刚起步的任正非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中国通信市场被美国朗讯、瑞典爱立信、德国西门子等牢牢控制。

中国企业没有核心技术，喝汤都要看外资品牌的脸色。哄好了人家，让你多喝几口，一个没留神，惹得不开心，汤倒了也不给你喝。

任正非逼得没有办法，拿出全部身家投入研发。

在一次动员会上，任正非站在窗户边，退后一步就会粉身碎骨。

他说：“各位，如果研发成功，我们华为继续发展；如果研发失败，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你们还能另谋生路。”

多年以后，与会者回忆那段往事，还时常感慨，起步时的艰辛。

万幸，天佑华为，研发团队研发出了JK1000交换机，打破了欧美技术垄断。

同样，顺德人也做到了，1988年万家乐把研制出的热水器送到日本检测过关（没办法，当时国内还没有检测机构），日本燃气专家称：“中国人一年赶上了我们13年的研制水平。”

这就是中国工业起家时的真实情况。

现在我们有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产业基地，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全球最优质的的人才资源。

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还会成为第一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我们超越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技术成果，这是因为有无数像任正非和万家乐这样的中国人，靠夜以继日的奋斗，拿命拼出来的结果。

苦难成就伟大。

大概是对民族工业最客观的评价了。

四、外资猎杀的血泪之路。

此后的7年间，万家乐燃气热水器销量跃居全国第一。在1990-1994年期间，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朱镕基、李鹏、胡锦涛，相继视察万家乐。

万家乐的成功，让顺德同行们看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原来技术创新还可以这么玩。

于是，顺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求工程”。

科龙对标西门子研制电冰箱，美的对标三洋研制电风扇和空调，爱德对标三菱研制电饭锅。

“反求工程”虽然见效快，但很容易被定义为抄袭。

1995年，美的立柜式空调抄袭三洋，日本三洋起诉美的专利侵权。

自知理亏的美的选择庭外谈判，最后给了三洋100万专利使用费，才得以继续生产这种柜式空调。

早期民族品牌的技术创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很长一段时间，舆论界评价中国人擅长抄袭，创新能力差。

这也是无奈之举，谁不愿意创新，可基础太差，我们在很多领域几乎空白，一个小学生要研究高数，除了照猫画虎，还有什么办法。

当然，外资品牌也不会容忍民族品牌快速发展，小学生好好学习总能考上大学，学会高数。

所以，这边美的和三洋打官司，其他外资品牌也没闲着。

同年，顺德知名品牌神州厨电与德国博世集团合资。

按照当时的惯例，外资企业有技术优势，所以一般外资企业都是以技术和设备作为合资资本，不会花钱买股份。

但这次博世却真金白银地用近一个亿的现金换购神州60%的股份。一个是中国燃气热水器知名品牌、一个是跨国公司巨头，强强联姻。当时几乎没有人不看好这次合资。

博世就是上文提到，在1895年生产出世界第一台快速燃气热水器的公司。

关于博世可以多聊几句。

博世在二战期间，靠给德国军方提供汽车工具起家。所以，它的主营业务一直以汽车产业为主。

进入家电行业，是因为博世在1967年和西门子一起成立了生产白色家电的博西家电。

而且，借助原本在汽车领域的科技优势，博世做家电十分顺利。家电业务很快占到了集团业务的三分之一。

博世与西门子的合作，让集团意识到，进入新领域最好的方式就是“借鸡下蛋“。

简单来说就是：用别人的公司、别人的市场，生自己技术产的蛋，后来为了方便下蛋，博世干脆收购了西门子。

所以，1995年，博世进入中国，依旧沿用了与西门子的老打法，直接拿出1个亿控制了神州厨卫。

60%的股权让顺德人失去了公司话语权，相当于自己养大的孩子被别人抱走了。

与博世的合作的第二年，神州的广告就变成了神州博世，第三年连神州也抹去了，绝大多数产品也换成了博世品牌。

之后的几年，神州品牌基本上被雪藏，搞得不明就里的经销商都在猜测神州公司是不是破产了。

最后，由于品牌归属问题，神州与博世分家，牌子虽然顺德人保住了，但博世已经借助这次收购，彻底占领了原本神州的销售渠道。

现在我们提到神州，第一反应估计是神州笔记本。而神州厨卫的名号已经泯然于江湖。

顺德人学习万家乐好榜样，靠反求工程快速发展；外资品牌也懂得学习成功模式的道理。

紧接着，号称传承了147年的热水器品牌——AO史密斯，收购曾经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热水器的南京玉环厂，进入中国市场。

此后，日本樱花、林内等一大批外资品牌，相继进入中国。

必须承认，这个阶段的民族品牌还很弱小，外资品牌的进入，好比几个大人加入一群小孩打架。

前有博世三下五除二干掉神州，后有AO史密斯吃掉玉环。其他围观的大人，看到对手这么弱，那个不想上手试试。

更何况，这群小孩还抱着一座金山。

五、热水器行业的“军阀混战”。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通知》核心三个意思：1.停止住房实物分配；2.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3.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和住房金融。

住房制度改革开启了地产行业的黄金时代，此后二十年时间中国地产增长超过百倍，每年大约300万家庭需要安装热水器。

如此庞大的需求，对手又这么弱，外资品牌更加疯狂涌入，同时民族品牌意识到了危机，也开始快速成长。

外资品牌的商业模式已经十分成熟，进入中国市场，要么强势并购、收购，要么自建团队疯狂推广。

但民族品牌，依旧大小军阀混战，各是各的打法。

当时，仅在顺德就有3000多家中小型家电生产和配套企业，这还不包括，顺德以外的珠三角地区，和以老板电器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以海尔为代表的黄海湾地区。

三大家电产业中心，加起来的家电企业保守估计上万家。

而普通老百姓，能记住名字的品牌，恐怕不超过一只手。

我们按照规模，大体分为草莽、腰部、头部三种类型。

这种竞争格局，在互联网行业最明显，比方说：从2009年持续到2014年的团购网站千团大战。

基本上就能看出这三种类型企业打法的差别。

千团大战，顾名思义，1000个团购公司的竞争。但打到最后只有10家头部公司，参与最后的收官大战，比方说：美团、点评、糯米、拉手、窝窝团、聚美等。

剩下的还有990家是什么企业？

900多家其实都是草莽创业，几个、十几个兄弟，下载了一个公开系统，把一个团购网站搭起来，然后就找商家。谈几单生意，挣几单差价，有的赚了点小钱，有的赔了点小钱。

在这中间，为了生存，难免不择手段，但稍微遇到强大的对手，资源被锁死，就做不下去。接着转身，再去其他门槛不高的地方找机会，比如开餐馆、做自媒体。

我在10年前后，到顺德服务客户，又碰到了阿豪，他已经不做门窗生意，转行干家电。

工厂和自己家在一块，前面加工后面住人，全家人齐上阵，靠低人工成本，做贴牌货。

由于，外资品牌和民族品牌的双层挤压，阿豪的生意难以维系。

我跟他聊的时候，他已经着手准备转行干房地产，打算跟随另一个表叔，加入炒房团的行列。

当时，我还力劝阿豪，不要干房地产，踏踏实实搞实业，勤勤恳恳做家电。

结果，几年后，阿豪抓住了16年这波房地产暴涨，靠炒房实现了财富自由。

对赚钱极度敏感，总能找到新的发财渠道，大概也是顺德人的特点之一。

但是像阿豪这样的草莽公司，其实就是蹭红利。散兵游勇没什么战斗力不说，还败坏民族品牌的名声。

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喜欢买外资品牌。有人说是，当时的国人崇洋媚外，觉得买外资品牌有面子。

不可否认，是有这种心里。

当年，我大舅买了一台西门子冰箱，愣是吹嘘了大半年。

但有一点，也必须承认，这些草莽企业，为了生存，经营无下限，产品确实没有质量保证。

我妈当年看我大舅买了西门子冰箱，也要给家里置办家电，后来不知道从哪里买了台“西门了”牌热水器。

乍一看，跟西门子差不多，可没用两个月，就报废了，差点没把家里给烧了。

从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妈提到国产货就生气。

像阿豪这样的草莽企业，属于典型的猪队友，坑自己也坑队友，也进一步增加了民族品牌的崛起难度。

除了草莽团队，千团还有将近100个企业，在当时的团购市场达到了腰部企业的规模。

腰部企业的状态，基本都抢占了一个生态位，比如我是西安这个城市的第一名，我可以在西安成为老大，有的公司也达到了100人以上的规模，有的还拿到了一些融资。

不管头部再强，总有薄弱的市场。

滴滴打车在互联网打车领域，应该是绝对的垄断地位。前几天我到湖北十堰出差，还看到了一个叫斑马出行的网约车，人家貌似也活的不错。

在热水器这个领域，腰部企业就更多了，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乡镇市场看一看，各种你听都没听过的牌子到处都是。

它们的统一特点，价格便宜，渠道为王，艰难生存。

最后，头部企业负责和外资品牌硬碰硬，终结这场军阀混战。

头部品牌大家都很熟悉，万家乐、美的、老板、华帝、海尔、格力等。

衡量是不是头部的标准很简单，看看是不是品类代言人。

比如，万家乐=中国热水专家，热水器品类的代言词；格力=好空调格力造，空调领域的专家；苹果=智能手机创造者，在消费者认知里苹果就等同于智能手机。

其他的，比如美的、海尔，早期都有自己的代言品类，美的风扇，海尔冰箱，后期随着品牌升级，从单一品类转型生活场景。

例如：美的-原来生活可以更美的。

头部品牌的崛起还是那句话，苦难成就伟大。

六、杀出包围圈：国货突围。

外资品牌强势进入中国，虽然给民族品牌带来了生存危机。但也是这种压力，逼着民族品牌向外资品牌学习先进打法。

而外资企业的先进打法，总结起来一句话，必须抢占微笑曲线的两端。

微笑曲线是宏碁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提出对生产制造类企业发展趋势的分析框架。

因为发展曲线类似微笑，所以也叫微笑曲线。

微笑曲线图

简单的理解，对于生产制造类企业而言，要想活得好，必须往微笑的两端发展。

一端是研发，另一端是品牌运营。越往上利润越大，活的越好。越往下，基础的组装和制造只能苟延残喘。

草莽类型的企业都是在最低端，所以活的最累，死的最多。而腰部企业，差不多处于中游，不上不下，可以勉强维系。

头部企业基本上都是在顶端和外资品牌硬钢。

先说研发，经过这么多年，从“反求工程”一路模仿创新的民族品牌，虽然走了很多弯路，吃了很多亏，但还是有人考上了“大学”，实现了自创创新，比如万家乐。

在热水器领域，有两个行业难题，外资品牌也解决不了。

由于技术缺陷，传统热水器在洗澡前，必须先放一会儿冷水才能洗，而且刚开始的水温还不稳定。夏天还好天气热，冲点凉水不碍事。

冬天小孩和老人的体质本来就弱，洗澡水温不稳定很容易感冒，尤其是在不通暖气的南方。

所以，等待和忽冷忽热，一直是热水器行业的两个痛点问题。

我自己换过几个房子，热水器一直是这种情况，为此还特意问过身边朋友，发现大家好像已经默认了这种情况，甚至有些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

2017年，通过万家乐两代工程师的努力，终于研发出“东方恒热芯”系统，实现了打开水龙头后0.7秒热水全屋使用，并且始终智能恒温，一举解决了等待热水和忽冷忽热两大难题。

在此之前，家电圈几乎所有大的产业革新都由外资品牌发起和主导，民族品牌每次在刚刚“引进消化吸收”完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后，外资品牌都会不失时机的去修改游戏规则。

中国彩电业就是这样一个缩影：从CRT到LCD，再到目前正在普及LED，和基本确定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OLED，民族品牌始终游走在产业升级的最核心技术之外。

别人吃肉，我们喝汤。

而这一次，万家乐没有给外资品牌改写游戏规则的机会，我们中国人掌握了燃气热水器未来发展的核心技术，直接占到了微笑曲线研发端的顶端。

再来说说品牌端。

什么是品牌？

得到梁宁讲：品牌，就是你愿意和它自拍。

举个例子，很多人喜欢去星巴克，真的是因为星巴克的咖啡好喝吗？

显然不是，很多小众品牌的手工咖啡，不管是口感还是原料，都比星巴克上一个档次，而且价格相差还不大。

不为喝好咖啡，去星巴克干嘛。

拍照。

拿着咖啡杯凑到脸上自拍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我在星巴克，今天的心情很好。

这是星巴克最常见的购物场景。

问题来了，大家喜欢和什么自拍。

高颜值。

比如，美女、度假山庄、海滩。谁见了不想拍个照发朋友圈啊。

可热水器，这种土不拉几的东西，怎么有颜值。

万家乐还真把这事干成了，万家乐“天工系列”热水器，堪称热水器界的颜值担当。

废话少说，先上图，感受一下颜值。

万家乐天工热水器产品图

万家乐天工热水器产品图

万家乐“天工系列“产品图

万家乐天工热水器实景图

再来看看常规的热水器。

市面上常规热水器的颜值

是不是瞬间有种想要和它自拍的冲动，尤其是新朋友来家里做客，当你介绍完这是热水器时，脑补一下他们惊讶的表情。

把时间倒退20年，很难相信民族品牌能做出这样的产品，它们一边要面对同行的恶意竞争，一边要抗住外资品牌强势攻击，硬生生从夹缝中杀出了一条血路。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热水器不算是高科技产品，没有芯片、AI听起来高大上，但和民族工业化历程的很多行业一样，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就业，打破垄断，面临危局，艰苦奋斗。

下次换热水器，你会选国货吗？

我会。

中国热水器发展史，走过了大多数中国企业可能类似的经历：

从最廉价的“三来一补”艰难起家；

到全面“反求工程”，学习外资品牌先进技术；

到从外资品牌的强势进攻和草莽品牌的恶性竞争中奋勇向前；

最后靠自我摸索，打破外资品牌垄断，掌握核心技术。

今天，中国热水器十大知名品牌，有八个是民族品牌，外资品牌占据中国市场的历史已经彻底一去不返了。

同时，我们也相信，无论以后世界的竞争格局如何变化，民族品牌依旧会站在世界之巅。

2018年2月，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华为展示5G商用终端机，震惊全世界。在这之前，从1G到4G全被欧美垄断，中国人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灰。

因为任正非，这一次我们有了绝对的话语权，欧美要看我们的脸色吃饭了。

华为、万家乐，都是中国民族品牌的脊梁。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也需要底气，它们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底气。

中国人从不畏惧困难，从不畏惧竞争。

因为我们坚信：苦难成就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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