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余光丨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

读书，就个人而言，是学习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就社会而言，则如高尔基的名句——“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传承华夏文明、涵养民族气质、培育民族精神、提升国家创造力——读书，是绕不过去的必经之途。

从夏彝商尊的金文，到两汉碑刻的拓片；从晋唐书迹的遗墨，到宋代刊刻的善本；从工业时代的印刷，到网络新兴的电纸书，社会不断发展，书籍的载体和阅读的方式不断改变，但是阅读的习惯和崇尚阅读的社会风气，应该是永恒的。

在转型的时代，仍然选择“读书”

早在二十世纪中期，西方不少学者与作家，就已关注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所面临的粮食、人口、能源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严重困境，讨论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分裂，力图探求现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仍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我们在欣喜自己那巧夺天工的科学与神幻莫测的网络的同时，是否也在与传统价值观告别？

自然是人的胎盘，自然是人的居所。在自然成为人的本质创造力的显现物的同时，自然也是人的诗画，自然也是人的梦境。然而在今天，诗画的自然、梦境的自然不复存在了。绿色的植被缩小了，黄色的沙漠在扩大。人口巨增，自然难以给人类提供足够的粮食和能源。人也越来越缺少纯净的水和纯净的空气。“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那周遭围绕着葱郁林木的山丘，那溪水欢畅着淙淙作响的故乡，都只能成为我回忆的幻影了。

人不仅在摧毁自然，也在疏离自然。人口越来越聚向城市。在城市生活的人几乎完全被人自己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和现代生活的紧张所包围。人缺少自然界的阳光和雨露的沐浴，缺少与大自然的对话。人变得更加焦虑和不安。

本来，社会是人生存的手段，也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条件。然而现在，社会却限制着人的发展，社会把人变成了工作的机器，社会成了个人自由与完善的桎梏。我们在很多文艺作品中看到：社会造成了人们心灵的空虚、寂寞、变异与冷漠。不少青年的彷徨、消极与颓废，他们反叛正常的生活，与社会抗争。社会的动荡、冷酷、恐怖，笼罩着人的心灵。家庭出现危机与分裂。人与人相互隔绝、孤独与陌生。而电影《泰坦尼克号》不正反映了人对技术过分依赖的悲剧吗？

在这巨烈的转型时代，我们选择什么？我选择读书。——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也是一个永新的主题。

文本变迁与阅读习惯

书籍载体形式的每一次变化，都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阅读的热情与是否具备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

从甲骨到简策，从简策到纸本，从手抄到雕版，从雕版到机器印刷，从纸本到电子本。文本的变迁带来阅读的转型，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的事实。近一千年来，我们面临过几次重要的阅读转型。

十一世纪以前，抄书是一种职业，如班超就是抄书人。汉代置有专门的“写书之官”，后来历代都有抄书的活动。不少私人藏书、官府藏书、寺庙藏书、书院藏书，都有专人进行抄书。即便在印刷术发明后，我们还能看到一些知名抄本传世，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明代官府藏书中，有书近百万卷，刻本只占三分之一，抄本则占了三分之二（参见《明史·艺文志总序》），可见抄本并没有因印刷术的发明而消亡。

不仅中国如此，在西方，不少图书馆、修道院、学校都有专职的抄书人，八世纪的法国就要求抄写员应注意勿令本身的浮薄习气散布在所抄的字里行间，也不得轻率抄写，以免在匆忙之中产生错误。当时，抄写书籍被认为胜于栽植葡萄，因为后者仅能满足口腹，而前者则是为灵魂效劳，十分神圣。直到十六世纪后，抄写员才在西方逐渐失业。作为一种职业，抄书人消失了。作为一项活动，抄书之事并非遥远，我本人就有过抄书的经历。

在古代，抄书不仅是为了复制图书，它还是一种读书的重要方法。北宋时期，正是雕版印刷术的普及时期，苏轼（1037-1101）适逢其时，理应欢欣，但他对雕版印刷物对阅读的冲击却迷惑不解。他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一文中说：

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苏轼前辈学人以抄读为主，到苏轼的时候，印刷术普及，图书多而易得，后学却不读书了，让这位大文豪慨叹不已。

此后的八百年，中国的读书人在没有大变化的书籍世界中度过。他们幸福的读书生活，令人向往。即便身处乱世，亦在书中寻得快乐。试举李清照一例。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早年生活优裕，至中年，逢靖康之变，明诚逝世，清照流离。虽如此，夫妇二人曾有过的藏书读书生活，载在史册中，感动后世的读书人。

李清照在为赵明诚《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描写他们藏书读书的情景：

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馀。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收书既成，归来堂起书库大橱，簿甲乙，置书册。如要讲读，即请钥上簿，关出卷帙。或少损污，必惩责揩完涂改，不复向时之坦夷也。是欲求适意而反取憀栗。余性不耐，始谋食去重肉，衣去重采，首无明珠翡翠之饰，室无涂金刺绣之具，遇书史百家字不刓阙、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词人李清照用她那独特清婉的笔，再现了夫妻读书生活的快乐。其乐也，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阅读的热情与民族的特性相关

中国读书人的读书生活，到了十九世纪末悄悄发生了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印刷术的变革，而且还在于西学的引进与新式教育的普及。

随着机械印刷术的普遍应用，图书出版更加快捷，报纸杂志等一些大众读物也不断增多，这对传统阅读带来了很大冲击。而西学引进与新式教育的开展，阅读的内容也变得比以往更为丰富多样。

从阅读的形式上看，过去强调高声朗诵、熟读成诵，而此时大多数人只是默读、泛泛浏览。然而还不到百年，技术革命与书籍载体的变化，让我们目不暇接。今天从电视荧屏到电脑荧屏，再到手机荧屏，我们生活在一个荧屏的时代。我们对着荧屏说话、游戏、工作、购物或聊天，我们还对着荧屏读书！

这次转型的影响差不多涉及到每一位读书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在教学中，与学生们就读书或阅读的转型问题展开过多次讨论。1995年，我与研究生们曾就古籍翻译与阅读、双休日读书、荧屏时代的读书等问题，以笔谈的形式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以期人们对阅读的关注。当时网络还不普及，我们所说的荧屏主要指电视、卡拉OK等。其实，读书是否重要，阅读是否有情趣等话题，自古以来就有分歧。我们在《荧屏时代谈读书》的笔谈中，当时一位研究生就说，我们何苦为读书唱挽歌？她说：

中国自古就有“不为功名不读书”的说法。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在为学业或需要而苦读。至于说到读书的情趣，也是那些有了生活保障并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少数人的事，与普通百姓似乎无缘。一些人拿起书本不是打瞌睡，就是为读不懂或文字晦涩而苦恼，何乐之有？而影视则不同，它形象直观、声情并茂，使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得到休息和放松，生动的内容和丰富的色彩，真正给人以乐趣和美的感受。更不用说它知识新、传递信息快、让人们开阔眼界了。

既然时代已为我们提供较读书更令人陶醉、令人着迷的新事物，我们又何苦为那渐被冷落的读书唱挽歌呢？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发达，影视传媒必将以其极大的优越性和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征服整个人类。到那个时候，人们大概再也不会谈论“电视杀手”的问题了。

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面对的很多人的感受。而谈论读书，是不是读书人自说自话罢了？

阅读的热情与是否具备读书的习惯，与一个民族的特性相关。网络的普及，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固有的阅读习惯。从读书的热情到读书人口率的下降，从读纸本到读网络，以及读什么、大众阅读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

近十年来，我曾就经典阅读与选择、推荐书目、信息时代与阅读、阅读文化、社会阅读等问题发表文章，表达对经典阅读或读书的重视。其实，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什么内容。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来源:书香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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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书香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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