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人在进行自主隔离的五月中旬，有几家书店开始转发一则信息：一本自主出版的《Donation zine（捐献杂志）》①刚出炉，欢迎大家订购。

当时疫情的冲击已经到了社会每个角落里，虽然日本政府对书店并没有要求停止营业，但全国有近千家大小书店有的面临客流锐减，有的为了防疫选择关门歇业，而《Donation zine》是有人为了抢救资金运营陷入困境的独立小书店而推出的方案：进价为零，售价1000日元

（约合人民币66元），

书店利润率百分之百。

本人看到该消息不甘步人后尘，上网搜索离家最近的独立书店想要订购，不料众生爱书和书店的热情滚滚而来，该书已被订满，只能等待下一批进货。

（①笔者注：“zine”是“fanzine”的缩写，源于美国音乐、艺术或时装等爱好者们制作的“fanzine”，据说芝加哥的科幻同好会的《The Comet》（1930年创刊）为fanzine的鼻祖。由影印机的黑白印刷和订书机而构成的小批量小册子，到七十年代普及到音乐、艺术、时装的领域，其销售渠道一般不在书店，而在小圈子里，由志同道合的爱好者之间分享或互相交换。）

等到六月方拿到手的《Donation zine》。副题为“一百人最近喜欢的食物”，尺寸为148毫米×210毫米、共48页。

《Donation zine》内页。

有的作者擅长绘画或本来就是漫画家，让他们自由发挥能力，小册子内容就自然丰富起来。

《Donation zine》的策划人宫崎希沙（Miyazaki Kisa）是一位平面设计师，居住于东京都西边的住宅区，其丈夫经营咖喱店，宫崎希沙的工作室就在它的二楼。宫崎希沙又是另外一本小册子《Curry Note》的作者，介绍以东京为主的咖喱店，每年一本，坚持了十年，文体简明、风格亲切的袖珍书（尺寸为105毫米×148毫米）已成为zine爱好者之间无人不知的著名系列。

《Curry Note》封面。每一本介绍当年作者宫崎希沙拜访的二十多家咖喱店，除了“欧风”、“印度系”或“日式”等分类以及辣度判别，作者不会进行对其味道的评论，文章的重点在于店铺的氛围和菜单构成，文章风格简明而亲切。

内页是左页介绍咖喱店，右页留空白的统一设计，以便读者边吃咖喱边做笔记。

本人感到好奇的一点是，不管是独立书店、演出场地（live house）或独立电影院，后来人们想出来的“自救”计划众多，其大部分采用面向大众的筹资，筹集到一定的额度之后分配给同行们，而这位年轻的设计师不跟随这个“主流”，并策划出以“物”为拯救的方案。有什么样的思考让她策划出这种独特的方案，又为何能够引起这么多的支持？疫情稍微缓和（但新感染者数在四十上下）的六月下旬，在弥漫着淡淡咖啡香的办公室里，宫崎希沙戴着口罩，把事情的始末娓娓道来。

太多众筹计划会让人“疲惫”

宫崎希沙和其丈夫

“紧急事态宣言是四月的第一周发布的，到了第二周很多店铺陆续停止营业。说到书业，旧书店的情况比较好些，因为它是政府指名要求停业的行业之一②，故此可以申请补贴，但普通书店就得自己下判断，从安全角度来看肯定停业才对，但没有了收入途径之后到底怎么办、能否申请补助都不确定，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那时候可真是一场混乱，很多书店店主特别懊恼这点。我是个自由业者、做设计的，有的工作项目并没有受影响，但毕竟很多宣传项目被取消掉，比如动漫相关的现场活动或时装行业的广告等，所以收入也少了很多。丈夫开的又是餐饮店，我们俩的生活变得相当艰难，同时我想到其他人，尤其是小商铺的店主们，他们也肯定很辛苦。”

（②笔者注：日本紧急事态宣布之后，政府要求娱乐场所等六种行业停止营业，而因旧书被分类为在爱好范围里的“古董”，旧书店也被包括在该六种行业里可以申请名为“感染扩大防止协力金”的补贴。而一般书店因和学习和教育有关，并没有被要求停业，因此无法申请上述补贴）

“我自己一直在做《Curry note》的缘故，和不少独立书店都有近十年的交往，不只是东京，全国各地都有，而我对每个店主的性格，甚至书店本身的经营情况都很清楚。模索舍（东京都新宿区）也是其中之一，我很佩服他们的坚持，疫情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新宿几乎没人呢，但他们还是不肯关门。还有TACO ché（东京都中野区），我每年出新的版本都在这家办活动，去年迎接十周年时出了一本‘国际版’，其中中文部分由台湾地区的朋友进行翻译，也就是TACO ché的老板娘介绍的。就这样，对每家书店我都很有感情，当他们面临困境时，我怎么能视而不见呢。”

2019年出版的《Curry Note》国际版本，介绍10家适合外国游客的咖喱店，如包括提供“素食”咖喱、备有英文菜单的店铺等。除日语原文外，附有英、中、韩文的介绍，300日元。

汇集十年内容的《Curry Note Super Deluxe》，400页、1100日元。

“到四月底已经有很多人想到众筹计划，上网一搜就可以看到很多，比如书店相关的有Bookstore Aid③，演出场所也有各种筹资项目，有的项目我也赞助了一些。但是，后来这些众筹方案越来越多、没完没了，我很快就发现这么继续投钱也不是个办法，别人得救之前我自己熬不过去了。当然，大家进行筹资也挺好的，但毕竟我手头的现金也有限呀。而且我知道有些书店店主不是很能宣传自己，更别说向别人要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样想来想去，我还是觉得要回到书店本身的存在意义，那就是卖书，用书救书店，而且我相信这样的方案很多店主

心里

上也更容易接受。

”

（③笔者注：由书店店主、作家等五位书业人士于4月30日发起的书店救援众筹项目，全国共98家书店表示参加。众筹期间到5月29日结束，最后由4476人筹集了47,548,000日元（约合人民币312万元））

在十年的自主出版过程中，宫崎希沙已经认识到不少同行和文化行业人士，其中平时接触较多的两位是这次的中心伙伴：自由撰稿人イーピャオ（Īpyao）和漫画家小山ゆうじろう（Koyama Yūjirō）。“他们俩是曾经联名出过著名漫画作品《炸猪排DJ扬太郎》，我负责这本漫画书的封面设计，他们携手制作的自主出版物《いこい（ikoi）》也是我负责版面设计，所以平时沟通得也挺多。做一本全新的出版物，其实我单独完成也是可以的，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有限，三个人的话可以请求帮忙的人也会变得更多。内容方面刚开始我没有明确的想法，而他们俩想出了很巧妙的方案：可以邀请很多人来写，比如一百个人，然后由这一百个人用自己的渠道来宣传，那就很多人会知道这本zine的存在。”

自主出版物《いこい（ikoi）》，每期主题介绍主流媒体很少注意到的庶民文化，内容富有人情和幽默，150日元。

三个人透过自己的交友圈寻觅撰稿人，每人负责找30人，包括编辑、书店店员、绘本作家、漫画家、音乐家、摄影师、教授等，最后一共找出102个人来撰写，每篇约为两三百字，透过这些小文章我们可以窥见别人在疫情中如何过好小日子。

“那段时间大家都处于紧张、不安或焦虑状态中，重口味的文章一般看不进去。

所以我们决定统一主题为‘吃的’，因为不管怎么生活我们还是得吃东西，而且这方面的内容又可以作为疫情期间的记录。

不过我们没有要求那么细，所以后来有人写了自己喜欢的食物，和新冠肺炎完全无关，也有人因为疫情不得不改变生活方式，餐饮方面也难免受了影响，这些有变化的和没有变化的，在一本小册子里一目了然，也挺有意思的。还有，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写起来比较轻松、负担少的主题，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无法提供稿费。反正字数也不多，就和社交网上发帖差不多的分量，所以这点大家也接受了。字数少还有个好处，大家很快就写完了，写得也快，那他们也知道毕竟这是个救人方案，速度也得快，字数少的话大家也写得快，也有这样的考虑。”

发邮件邀请写稿是四月底，一百多位撰稿人的稿子在短短一周内齐全了，宫崎希沙大显身手，立刻进行文字排版。

“本来打算用黑白打印机自己复印，然后用订书机订成小册子，但由于页数比原初的的计划增加了许多，我们最后都交给了印刷公司。他们的收费标准按交货时间有所不同，时间长一点会便宜，加急就比较贵，所以为了节省成本我们选了比较长的交货时间。通常这段时间印刷公司会挺忙的，但今年因为疫情各种活动都没办成，比如五月份的Comiket（同人志即卖会）等大型活动都被取消，印刷公司也好像没什么活可做了吧，结果我们把材料一交，他们立即帮我们做成小册子。这可算是一桩双赢的交易呀，我们以低成本在短时间内拿到成品了，而印刷公司也在那段萧条的时段里有了点收入。”

《Donation zine》的封底有一百人的撰稿人名单，包括出版界的重量级作者。

该小册子后面留给几位作者的自由页面，著名编辑都筑响一描写自己在疫情中如何迷上韩国电视剧的过程。

善意让10万日元变成270万日元

“首印是1500册，马上都被订走了，然后加印了1200册，现在还剩一半（600册）左右，应该月内都可以售完。销售渠道全是独立小书店，先跟我们认识的店主们打招呼，因为对书店来说《Donation zine》的算账方式比其他的自主出版物容易许多，卖出去也不用给我们回扣，也不需要办理退货，所以他们都很乐意接受我们这个方案。后来我把这些书店的名单在网上公开，就有更多的独立书店来联系我们，最后到了7、80家。我们定为最多订货数量为30册，邮寄费也是我们负担的，若对方不会太远就可以控制在大概400日元（约合人民币26元）内，但到后面还是有点负担不起，改为书店自己负担，他们其实是愿意负担的。”

纸箱里准备被寄出的小册子

“总共印了2700册，花了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560元），另外为寄费大概花了3万日元。这样算起来我们每个人负担了不到5万日元。其实也还可以，我们负担得起，不过加印的时候开始了义卖，在一个平台上卖T恤衫、布袋、贴纸等，大家还是挺支持的，这方面的收益还能够弥补我们印刷费用的一半左右。但这后面还有一个故事，我有几次查询发货记录的时候发现，这些义卖品的收件人就是卖《Donation zine》的独立书店店主，这让我哭笑不得，有点搞不清楚谁来帮谁了。”

义卖周边商品的页面。宫崎希沙笑道：“这可谓是为了继续donation而请别人进行donation的奇怪页面”。

疫情之下，“非接触”式的网络销售重新成为消费行为中的焦点，那么宫崎希沙当初会不会想过制作电子版的《Donation zine》？对此提问，她歪着头想了几秒后说：

“

我们在技术上当然可以做电子版，但也并不适合每家书店的情况，毕竟不是每家都有属于自己的网络书店。也许我们还可以准备共用平台，不过节奏会更慢，先得把收益筹集到一个地方，然后由我们来分配给各家独立书店。

我还是更希望尽早让书店赚现金。纸质版更能应对在不同情况下的店主们，继续开门的书店可以直接卖，有的书店实体店暂停营业，但网络书店是还开着的，也可以卖这本zine。也有的书店就只有实体店，而且从来没有进行线上销售，不过他们也进了《Donation zine》，说是等到六七月重新开张的时候再卖。也有的店主虽然没还有网络店，但有社交网的账号，若有人愿意购买就可以给他留言。怎么卖《Donation zine》，我们都是很开放的，所以还有很多店主想出各种办法，比如熊本县有一家旧书店叫汽水社（Kisuisha），店主很热情地说会把这次的收益分配给附近两家店——Livehouse和咖啡馆老铺，店主问我这么做可不可以，我们说当然没问题。还有在下北泽（东京都世田谷区）的一家旧书店叫bibibi，他说自己在做一个免费刊物，凡是在他店里购买《Donation zine》的读者都可以拿到它。”

旧书店“bibibi”的店主为《Donation zine》做的免费刊物《Ōzeki》，其内容充满了店主对大型廉价超市“大关（Ōzeki）”的爱。

淡然自若的描述，其实含有重要的视角。新冠疫情的袭来，让不少国家以及个人利用数字化技术用于防疫、民生保障或工作，然而在“电子化”尚未发展的日本，确实因此凸显出了诸多漏洞或不足。但有些社会弱者，如老人、低收入家庭或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们，他们在走向“电子化”的趋势里容易被忽视，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宫崎希沙等三个年轻人制作的小册子，其实是面对这种大趋势的一个表态：

在每个人

屈意

顺从大趋势以博取生存机会的现代社会里，他们愿意寻找更宽容的系统和方式，也在试图保护弱者，并尽可能让弱者保持弱势状态能够继续享受生活。

另外有一点动人心弦的，那就是不少店主的反应。他们不甘心只享受收益，而选择再多付出点儿努力，好让《Donation zine》增光添彩，用自己的方式尽可能把这本出于善意而诞生的小册子卖出去。宫崎希沙点头道：“是的，我很高兴能够获得他们的这些协力。书的定价，我们刚开始也讨论了不少，也想过让每家店主自己定，但后来又想他们很可能在乎别家的售价、不敢卖得比别人贵，其实这种烦恼也会成为新的负担。那么定多少钱好呢，太便宜就没有捐款的意义了，太贵会引起读者的不满，后来干脆定为1000日元，从结果来看，我认为这价格刚刚好。”

渐变色调的漂亮贴纸，由位于武藏小山（东京都品川区）的一家丝网印刷店“Hand Saw Press”负责制作，贴纸的印刷费用由店方负担。一本小小的zine，也是很多人的支持汇聚而成的。

在采访的尾声，笔者与宫崎希沙聊到疫情生活中，最让人痛苦的也许是“自闭”状态，每个人为了你我的安全不得不把自己关起来，因此也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对此她表示同意：“自肃期间呆在家里，除了忙些向政府提出的资料（注：申请各种补助金用），我都没事情可干，那也是一种痛苦。”至于《Donation zine》创办的整个过程，她觉得很满意。

“可以说是挺成功的吧。你看，我们三个人一共出了10万多日元，若直接把这笔钱捐掉，它就只是这么个金额。但因为我们做了2700册《Donation zine》，这10万日元变成了270万日元，全都成为了书店的收入，每一家卖多少就能赚多少。而且这次购买《Donation zine》的读者不只是每家书店的常客，也有不少人是透过社交网络知道了《Donation zine》，然后找到附近的独立书店去买，等于是他们因为这本小册子而发现了独立书店的存在。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效应，也希望每位读者去一家书店找这本小册子的时候，还能看到书店里的其他书，买这本小册子的同时还会选购其他的书。另外讲到我们自己，也有了意外的收获，就是透过整个过程认识到更多的独立书店。很多书店之前我都没接触过，也挺有趣，发货的时候顺手用谷歌地图找一找，看看对方到底在什么地方，结果发现它就在山里。一般书店不是会开在人多的地方么，真没想到还有人会在山里开家书店。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目标，等疫情过去一定要去一趟旅游，把这些新认识的每家独立书店都拜访一遍，肯定很好玩。”

宫崎希沙为人温柔笃定，也许是经常旅游的缘故，她的思路清晰，也很开放。她去年去了一趟摩洛哥，2018年是越南和香港地区，此前还去了印度、美国、台湾地区、韩国、泰国和法国等。

“一开始我不是很确定，做这种zine会不会给书店另外一种麻烦，但幸好很多人非常支持我们。下一本呀？哎，饶了我吧，太辛苦了，还得花钱。若还有下一次的新冠肺炎爆发，希望别人学我们的方法做点类似的事情，或许别人可以做得更好。不过但愿以后的社会里不会有这种需求了。”

宫崎希沙的丈夫制作的羊肉末咖喱（右）和鸡肉末咖喱。这位丈夫也是个人才：在家乡富山县（日本中部）当DJ，直到八年前、二十八岁某天突然想做咖喱，来东京著名咖喱店做五年多的学徒，好不容易租了个店面并进行装修，没料开张才一个星期整个城市陷入“紧急事态宣言”。幸好目前已恢复正常营业，最近他的店“Tomiyama Curry”在烹饪专业杂志上被介绍为“匠人咖喱”。

受访人简介：

宫崎希沙（Miyazaki Kisa）：

生于1987年的东京人，热爱咖喱和旅行的平面设计师，自主出版书系“MESS”代表。设计作品可见于独立电影院宣传小册子、时尚杂志封面、餐厅招牌等。2010年在校期间制作一本咖喱店巡礼记录《CURRY NOTE》并大受老师和同学们的欢迎，随后每年继续出新一集。

个人网站：

https://kisamiyazaki.com

吉井忍专栏

吉井忍|日籍华语作家|著有《四季便当》《东京本屋》

（本文为作者原创稿，原题《“众筹疲惫”后，还能救书店吗？〈Donation zine〉策划人宫崎希沙专访》，转载请留言获得授权。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本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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